徐光启、毕懋康、孙元化等几个接触西方学问的几人面色激动，在他们眼中中西方的学问并没有高下之分，但若是让他们选择研究，他们会毫无疑问的选择西方。
礼部尚书刘宗周则是面色复杂，他是大明主官教育的最高负责人，自幼读圣贤书，一步步科举走到现在这个地位的。
现在要接受西学，他就有些难以接受了，但他知道，既然皇帝叫他们来那么此事儿就算是基本定下来了，且没有更改的余地了。
崇祯的神色就复杂了许多，震惊、诧异、欣慰等神色在眼中流转；
他的震惊和毕自严、李若涟两人一样，欣慰的是袁可立对技术的思索和人才的重视，诧异的则是袁可立提出的吸纳的方法。
好一会儿后，工部尚书范景文沉声道：“袁阁老，您的这个想法很好，算是釜底抽薪了，
没有技术性人才，他们想发展都发展不起来，最后与我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但问题是他们会来吗？”
“如果说在郑芝龙实施七心策略之前，我们可能很难吸纳，原因有三。”
袁可立说完后在白纸上写下了三个词，随即解释道：“一是适应，要离开出生地六七万里地，到一个与自己国家完全不相同的地方生活，
饮食、生活习惯等等完全不同，能不能适应是未知的；
二是距离问题，隔着六七万里地，若是没有蒸汽机商船，顺利的话至少得一年以上，慢的话两年都是有可能的，迷失方向、风暴、缺少补给、疾病等等会增加死亡风险；
三是研究技术的环境，为什么这些技术人才都是欧洲的？因为他们经历了两百余年的文艺复兴，开放的思想让这些让有了发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