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他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警告：
美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避免大规模内战。
他担心，一旦进攻陕北，会引发苏联和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弹。
“容后再议吧。”
总裁挥了挥手。
“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华北和东北。
命令傅作义、阎锡山、孙连仲各部，迅速向平津、石家庄等要点靠拢。
命令杜聿明，加速向东北挺进，务必抢在苏联人之前，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
我们的战略是‘抢占要点，割裂共匪’！”
然而，总裁的“受降”大计，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日军的阳奉阴违。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早已通过秘密渠道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延安建立了某种程度的默契。
他的目标很明确：
拖延时间，制造混乱，让国共双方互相消耗，从而保全日本在华北的经济利益和潜在影响力，并为国民党“清剿”共产党制造借口。
3月15日的劳山战役，表面上是国民党军“剿匪”失利，实则是根本博故意“泄露”情报，诱导胡宗南孤军深入，落入八路军预设的伏击圈。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那位总裁：
你的对手，不是占据几个县城的“土八路”，而是已经控制了整片乡村、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力量。
同时，他也通过秘密渠道向延安传递信息：
太原、石家庄的兵工厂地下设施图，可以作为“合作”的诚意。
延安的反应迅速而果断。
中央军委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策略。
一方面，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
另一方面，命令各根据地武装，依托广阔的乡村和已经建立的政权，广泛开展“反蚕食、反清剿”斗争，坚决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企图，同时向日伪军发动更猛烈的攻势，压缩其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
秦云通过“海权号”上的加密电台，向延安传递了来自东京的绝密情报：
日本天皇已密令首相铃木贯太郎，寻求体面结束战争的可能，预计在6月至8月间做出“圣断”。
这意味着，留给国共双方争夺的时间窗口，只剩下不到半年。
“主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这几个月内，完成两件大事。”
刘鼎在军工局的紧急会议上摊开地图。
“第一，巩固我们的‘农村包围城市’格局，将我们的军工体系置于更安全、更广阔的战略纵深内，并用我们的力量，去‘解放’那些被我们包围的城市。
第二，完成‘红旗’系列和“解放”系列武器的全面列装和战术演练，让每一个战士都熟悉如何用新武器，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的美式装备，把我们的‘铁拳’练得更硬！”
一场围绕着“受降权”的无声战争，在日军败而未降、广大乡村已为我所控制的特殊背景下全面打响。
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冀晋纵队并没有在强攻平山县，而是发动政治攻势，策反了县城内的伪军警备队。
在八路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感召下，伪军大队长宣布起义，打开了城门。
八路军兵不血刃地接收了平山县城和一座小型修械所，顺便拿下了井陉矿区，实现了对石家庄的包围。
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经典应用——我们用控制乡村的力量，和平地“解放”了城市。
在山东，胶东造船所的工人们，驾驶着修复的巡逻艇，配合主力部队，从日军和伪军手中夺回了烟台港。
由于八路军早已控制了周边所有乡村，切断了烟台与外界的联系，城内的守军成了瓮中之鳖，只得乖乖投降。
码头上，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和粮食，成了八路军最好的“战利品”。
而在安塞茶坊岭的军工实验室里，“红旗”武器的研发进入了冲刺阶段。
金致亥的团队成功解决了“红旗-2型”冲锋枪的连发射击稳定性问题；
朴红枫的团队则完成了“红旗-4型”反坦克火箭筒的最终设计。
这些新式武器，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成为敲碎国民党“囚笼”的铁锤。
如果说华北是国共摩擦的前沿，那么东北就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心脏”。
这里拥有亚洲最雄厚的工业基础，但此时，除了长春、哈尔滨等几个孤零零的大城市还在日军手中，整个东北的黑土地，已经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被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进入东北的解放军部队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