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更是议论纷纷。京城百姓对“内阁述职”这个新词儿颇感新奇，但提起孙阁老、袁兵部、毕户部等人主持下的种种变化，却是如数家珍：辽东平定后北地安稳，商路畅通，物价（尤其是粮食、布匹）比万历末年平稳了许多；各地兴修的水利、推广的番薯玉米让荒年饿死人的消息少了；工部鼓捣出的新式农具、改良织机，也让一些匠户和农户得了实惠；更重要的是，官吏办事拖拉、吃拿卡要的风气，在都察院和通政司那双“无所不在的眼睛”盯视下，确实收敛了不少。尽管部分问题依然存在，但普通百姓最是实际，谁能让他们日子过得安稳些，谁就是好官。一时间，“孙阁老他们这届内阁，怕是太祖爷以来最好的一届了”这种说法，在坊间不胫而走。
这一舆论风向的巧妙转移，让原本因科举改制而可能聚焦于顾秉谦、魏广微乃至皇帝本人的压力，骤然减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即将举行的述职大典，期待着孙承宗等人如何盘点这波澜壮阔的五年，又如何规划未来的蓝图。
对于泰昌帝朱常洛而言，新内阁的成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把朱常洛从繁忙的政务公文处理中解脱了出来，而且也使得朱常洛的各种意志得到了完美的执行。
虽然说现在的内阁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发号施令的能力，一起都还有依靠朱常洛方针政策来完成对大明各项政务的管理，可是相对于之前明朝官员们的党争内耗和推诿扯皮，已经好了百倍千倍。
至少内阁之下所有的官员目前已经都知道了来自皇帝和内阁的命令不能推诿，因为来自内阁的所有大事和小事都有专门的人来监督他们去执行。
而他们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反馈的事情也都会及时的得到内阁的回复和具体处理意见。
再也没有遇到像万历时期因为皇帝不上朝，或者是某个部门的官员空缺而使政事耽误的事情发生。
在这五年里，大明首辅孙承宗、兵部辅臣袁可立、户部辅臣毕自严 、吏部辅臣赵南星、工部辅臣徐光启、刑部辅臣陈于廷、礼部辅臣杨涟（代替温体仁）、通政辅臣周嘉谟、监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九人，在他们的任职期间为了维护大明的安全和稳定，功绩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