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和《自然·医学》的两篇论文发表后，世界学术界第三次被杨平震撼了。
说“第三次”是因为，前两次的震撼还清晰地印在每一个业内人士的记忆里。
第一次是三维导向基因理论。那时候杨平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医医生，在没有人看好的领域里孤军奋战。论文发表的那天，学术界的主流反应不是祝贺，是质疑……“这个中国人说的细胞位置感，在发育生物学里早就有人提过，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很快，质疑变成了沉默，沉默变成了跟进，跟进变成了验证，验证变成了认可。当一个又一个实验室独立重复出他的结果时，全世界不得不承认：这个中国人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生物学原理，而不是新瓶装旧酒。
第二次是K疗法。那时候杨平已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只是运气好。K疗法的论文发表后，争议在三个月内消失了。不是因为杨平去争辩了，而是因为全世界十几个顶尖肿瘤中心同时启动的验证性实验，得出了同一个结论：K疗法有效。不是延长几个月生存期的那种“有效”，而是对某些肿瘤有治愈的效果。
现在，第三次震撼来了。
脊髓损伤修复，之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领域，但是很快被同一个中国人打开了。而且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边站着一个德国人，一个瑞士人，六个德国人，还有一只叫M7的猴子。
震撼首先体现在《自然》和《科学》的快速反应上。
论文上线后的第一天，《自然》杂志就在新闻版块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标题是：“瘫痪的猴子站起来了：杨平理论再显惊奇”。评论的作者是《自然》的资深科学记者，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
“如果有一位科学家，他提出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奖；他提出另一个理论，再获得一个诺贝尔奖；现在，他的第一个理论催生了一项让瘫痪猴子重新行走的研究……我们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天才？太轻了。传奇？太俗了。也许最准确的词是：杨平。”
《科学》杂志的反应更直接。他们没有发新闻评论，而是发了一篇“观点”文章，邀请了一位不具名的诺贝尔奖得主撰写。这位诺奖得主在文章里写道：
“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四十年。四十年来，我见过无数次‘重大突破’，每一次都伴随着‘脊髓损伤修复指日可待’的欢呼。然后，每一次都以失望告终。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有一个完整理论框架的指引，有严谨的灵长类动物实验数据，有两个独立实验室的重复验证。这不是一次‘突破’，这是一条道路的开辟。”
文章的最后一段，这位诺奖得主写了一句让整个学术界都议论纷纷的话：
“杨平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待细胞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治疗肿瘤的方式。现在，他正在改变我们修复神经的方式。一个人改变一个领域已经很难得，改变两个是奇迹，改变三个……那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杨平的邮箱就被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塞满了。有祝贺的，有求合作的，有索要原始数据的，有邀请做报告的，还有直接问“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学校演讲”的。唐顺专门建了一个文件夹叫“读不过来”，把那些不需要立即回复的邮件都扔了进去。杨平看了一眼那个文件夹的未读数字，三百四十七，然后默默地把屏幕关掉了。
“杨教授，你不看看吗？”唐顺问。
“看不过来。”杨平说，“而且该说的都在论文里了，他们有问题，应该去读论文，不是来问我。”
唐顺张了张嘴，想说“可是人家是仰慕您”，但看了看杨平的表情，把话咽了回去。
是全球顶尖实验室的跟进速度也是奇快。
论文发表后的第一周，哈佛大学的一个神经科学团队就宣布启动验证性研究。他们的负责人给杨平发了一封邮件，只有一句话：“杨教授，虽然我们不相信，但我们会验证。如果是真的，我们会跟进。”
杨平回复：“很好！数据都在论文里了，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
第二周，剑桥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东京大学同时宣布启动相关研究。第三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将“三维导向基因理论在神经再生中的应用”列入了下一财年的优先资助领域，这个决定从提案到通过只用了三周，在NIH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速度。
曼因斯坦每天早上到实验室的第一件事，不是看猴子，不是喝咖啡，而是打开电脑，刷一遍PubMed上的新论文。
“教授，”有一天他喊住杨平，“已经有七篇预印本引用了我们的论文，七篇！这才三周！”
杨平从显微镜前抬起头：“引用了什么？”
“方法学部分，大家都在尝试重复我们的基因编辑方案，有人已经在做小鼠实验了，有人在设计猪的实验，还有一个团队直接用我们的方案在体外神经元上验证。”
“体外验证和体内验证差很远。”杨平说。
“当然，但至少有人在试了，教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什么？”
“意味着这个方向活了，不是我们一家在做，是全世界都在做。不管最后是谁做出了最终的结果，这个方向都不会死了。”
杨平看着曼因斯坦，沉默片刻。
“你不在乎是谁做出最终结果？”
曼因斯坦笑起来。
“教授，我五十七岁了。我在乎的不是谁拿荣誉，我在乎的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杨平没有回答，他转过身，继续看显微镜。
但曼因斯坦没有走，他站在杨平身后，看了一会儿显微镜里的切片，然后突然说了一句：“教授，你说这些跟进的实验室里，会不会有人比我们先做出人体试验？”
杨平的手顿了一下。
“有可能。”
“你不担心？”
“不担心。”杨平说，“如果有人比我们先做出人体试验，并且成功了，那意味着病人可以更早得到治疗。这是好事。我的目标不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我的目标是让终点线存在。”
曼因斯坦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下午，杨平正在办公室里写一份基金申请书，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拿起来一看，发件人是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的会长，一个英国教授。
邮件的开头很正式：
“尊敬的杨平教授，我代表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的全体理事，郑重邀请您在本年度学会年会上做主旨报告。”
杨平往下翻，看到了一段让他沉默了很久的话：
“学会的理事会在讨论这个邀请时，有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理事认为，灵长类动物实验的结果还需要更多的独立验证，现在授予您这个荣誉为时过早。另一部分理事认为，无论最终的验证结果如何，您和曼因斯坦教授的工作已经为这个领域指明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这个方向的价值不需要等待验证。最终，第二部分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个人想补充一句：我属于第一部分，但我很高兴我输了。”
杨平读完这封邮件，把手机递给曼因斯坦。
曼因斯坦看完，抬起头，表情复杂。
“教授，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是全世界最保守的学术组织之一。他们请一个中国人做主报告……这在历史上没有过。”
“我知道。”
“那你去吗？”
杨平想了想。
“不去，你代理我去吧，而且这个成果其实是你的，但不是去展示成果，是去告诉他们，这个方向需要全世界的合作。脊髓损伤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
曼因斯坦点了点头。
几天后傍晚，杨平正在动物房里和弗里茨一起观察M7。M7今天状态很好，连续走了二十一步，创下了新的纪录。弗里茨在记录本上写下这个数字的时候，手有些抖。
“弗里茨，你还好吗？”杨平问。
“我很好。”弗里茨说，“我只是在想，如果M7是人类，它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出院了。”
杨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