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林墨和熊哥的身影彻底消失在牛角山那莽莽苍苍的原始林海之中，将凛冽的风雪与未知的险阻一并扛上肩头时，远在出发点的靠山屯，却先后迎来了两拨远来的“客人”。
不，确切地说，是两拨不受欢迎的人。
头一拨到的是林墨的父亲。
他先坐火车，从京城一路晃到黑河，出站后求着司机搭了辆顺道的卡车到公社，又颠了多半日，走着摸到靠山屯。到屯子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他穿着一身半旧不新的棉袄，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眼窝子都凹下去了。可更深处的，是一种被生活和不甘反复磋磨后的执拗与焦虑。
他也没找个人打听打听儿子的住处，径直找到队部，堵住了正要回家的队长赵大山。
队长赵大山是个爽快人，东北爷们儿，最重情义。听说是林墨他爹来了，心里还挺热乎——林墨那孩子帮屯里办了那么多事，进山打猎、采药，没少出力，他老子来了，怎么也得好好招待。
他眯着眼打量来人，脸上堆起笑，刚要开口说几句客气话，林父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你是队长？”林父开口便是硬邦邦的一句，语气里没有半点客套，甚至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我找林墨！他是我儿子。”
队长叔愣了一下，那笑容还挂在脸上，但已经有点僵了。他上下打量着这个人，心里嘀咕：这老林和林墨哪儿像啊？也难怪，两个人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这态度，这说话的腔调，怎么听怎么不像是来探亲的，倒像是来讨债的。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你要是属叫驴的，咱爷们也不会惯着你。
“找林墨啊？”队长叔点了点头，收起笑容，不冷不热地应了一声，“他进山了，你有啥事？”
林父没绕弯子，直截了当地说：“他大哥结婚后日子过得紧把，家里等着用钱。让他给家里拿些钱，也不用太多，就跟小熊给家里的一样，六千块就行！”
这话语生硬，带着几分天经地义的索求，仿佛林墨那笔用命搏来的钱，天生就该填进北京那个家里无底的窘困之中。甚至连数额都拘得清清楚楚，攀比得理直气壮。
他说这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抬着，眼睛盯着队长叔，像是在等一个“没问题”的答复。
队长叔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他想起熊哥老爹写来的那封信，信里把林家大哥大嫂上门闹事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字字句句都是控诉。那封信上的事在屯子里传遍了，队长叔心里早就有了数。可眼前这人，不但不觉得自已理亏，反倒以“功臣家属”自居，张口就要钱，好像林墨欠他的。
不，好像是觉得整个靠山屯都欠他的。
队长叔心里那股热乎劲儿，一下子就凉透了。他慢悠悠地从兜里摸出烟袋锅，装上烟丝，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
“林墨进山了，啥时候回来没准信。”他公事公办地说，语气不冷不热，“等他回来你自已和他说吧。”
说完，他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头也不回地走了。
林父愣在那儿，想喊住他，可张了张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站在队部门口，风从屯子口灌进来，吹得他棉袄下摆直晃。老熊不是说自家这个儿子和他家那个熊儿子人缘挺好的吗？这怎么不像那么回事？
几乎是前后脚，另一拨人也到了。
丁秋红的父母，丁明远和李淑芬。
与上次从劳改农场来时那种低调和小心翼翼不同，这次两人的脸上明显带着一种城里人恢复工作和职务后的高高在上与势在必得。
丁明远棉服里套着件崭新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试图维持高级知识分子的体面，但眼底的精明算计却几乎溢了出来。他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抬着，眼睛往四周打量，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好像这穷乡僻壤的屯子配不上他这身打扮似的。
李淑芬则围着一条崭新的羊毛围巾，脸上扑了粉，嘴唇上也抹了点什么东西，红红的。可再怎么打扮，也掩不住那份刻薄和现实。那双眼睛，跟探照灯似的，东瞅瞅西看看，嘴里还不停地嘀咕：“这什么破地方？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