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婶子转过身去，撩起围裙擦眼泪。春草搂着虎子，把脸埋在孩子的棉帽子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校长叔站了起来，把烟袋别在腰上，声音有些发哽：“我再去借点钱……”
“不用借！”熊哥一把按住他，“叔，你要是借钱，那就是打我和林子的脸。”他的表情认真起来，“虎子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窗外的风停了，老杨树不响了。一缕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结满霜花的窗户上，亮晶晶的。
当天上午，林墨和熊哥就去了公社。
两个人骑着那辆三轮摩托车，一路颠簸地到了公社邮电所。
摩托车在路上颠了一个半小时，两个人被风吹得脸皮发紧，身上糊满了雪水融着黑土和成的泥点子，活像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
两个人下车的时候又是跺脚又是吐嘴里的砂粒子，熊哥边咳边骂：“这破路，颠得老子肠子都快出来了。”
林墨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条，上面是他拟好的电文稿——删了又改，改了又删，最后只剩最要紧的一行字：“近日带孩子赴冰城看病请联系最好的医和医生”。
两个人推门进了邮电所。
邮电所是一间灰砖房子，门脸不大，门上的绿漆牌子褪了色，窗户玻璃上贴着“邮政”两个红字，也褪成了粉白色。屋里生着一个铁炉子，煤烟味儿呛鼻子，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姑娘，正对着小圆镜子描眉，旁边一个年轻小伙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闲聊着。
那姑娘二十出头的年纪，烫了一头小卷毛，用个花手绢扎着，脸擦得雪白，嘴唇涂得通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便装，领口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她听见门响，从镜子上方撩起眼皮看了来人一眼，又低下去了——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白：扫了一眼，觉得不值得再看第二眼。
林墨和熊哥的打扮确实不入她的眼。
林墨穿一件打了补丁的军绿色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脚上一双解放鞋，鞋帮子上全是泥巴，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脸上还有一道灰印子。熊哥更不用说了，五大三粗，棉袄敞着怀，里面一件脏兮兮的灰色秋衣，领口豁了边，脖子上青筋暴起，活像个拦路抢劫的土匪。两个人都是一副风尘仆仆、灰头土脸的模样，往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邮电所里一站，跟两棵从泥地里拔出来的老树桩子似的。
“同志，”林墨走到柜台前，把那纸条递过去，语气客气，“发个电报，加急。”
姑娘没接纸条，甚至连头都没抬，手里的镜子没离开眼前。过了好几秒，她才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声音又细又尖，像指甲刮玻璃：“急什么急？没看见忙着呢？”
那个年轻职员看着林墨和熊哥吃瘪，差点轻笑出声。
熊哥的眉头皱了一下，但没吭声。林墨把手收回来，把纸条放在柜台上，耐着性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