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窗口有三个，这会儿只开了两个。靠左边那个窗口后面坐着一个梳短辫子的姑娘，穿着蓝色的工作服，领口别着工号牌，正低头打算盘，噼里啪啦的。右边的窗口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正往账本上写着什么。
听见门响，短辫子姑娘抬起头，习惯性地露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您好，办什么业务……咦？”
她的话顿住了，眼睛先是看到了林墨——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磨毛了边，裤腿上还有干泥点子。然后看到了熊哥——五大三粗，棉袄敞着怀，里面的秋衣领子豁了口，脖子上还有一道被树枝划的红印子，胡子拉碴。
按说这样的打扮，在信用社里是不太受欢迎的主儿——穿成这样，能有多少钱？可短辫子姑娘的表情不是嫌弃，而是愣了一下之后，眼睛里迅速地闪过一道光，那道光叫做“认出来了”。
她的笑容从职业化变成了真真切切的热络，声音都高了半个调：“哎呀，林哥！熊哥！你们来了！”
她记得这两个人。
不只是她记得，全信用社的人都记得。
信用社的人谁都知道，这两个穿着不咋样、看着像山炮的汉子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她差点没当成要饭的打发了——还是主任眼尖，看见那个大个子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解开扎口的破布条，往柜台上一倒，哗啦啦滚出来的全是票子。五块的、十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和钢镚儿，卷成卷的、叠成块的、拿皮筋扎着的，满满当当堆了一小堆。
短辫子姑娘当时就愣住了。她算了两遍，数出三百七十多块钱来。
三百七十多！这年月，农村里的人一年能见几个现钱？三百多块，那是什么概念？
一斤大米或白面大约一毛左右，猪肉一斤五六毛钱，鸡蛋一个几分钱。三百块钱，可以买三千多斤大米——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两三年；能买四五百斤猪肉——相当于多少头猪的肉量；一辆“永久”“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二三十元，一块“上海”牌手表一百元左右，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四五十元。三百块钱，可以置办“三转一响”的上等配置：一辆自行车加一块手表加一台收音机加一台缝纫机，还能剩下几十块。
国营饭店里，一盘素菜3分钱，一份带肉的荤菜不超过五毛。三百块钱，能请三百人下馆子吃肉菜，还能剩几块钱买冰棍——这时的冰棍一根3分钱，三百块钱能买七八千根。
所以，在这里，各自存了大几千块钱的林墨和熊哥都是妥妥的VIP中P。
她当时的手都在抖，心想这俩人是不是偷的抢的？可主任打听了两个人的身份——靠山屯的，知青猎户兼生产队骨干，跟公安机关、人民军队合作破过案——这才放下心来。主任亲自给办的业务，办完了还客客气气地送出门。
后来这俩人就时不时地来。有时候存三百，有时候存五百，最多的一次存了一千二百块。短辫子姑娘见过他们的存折，上面的数字蹭蹭往上涨，现在已经是一个让她心跳加速的数字了。
全公社最有钱的人，就穿着这么一身破衣裳？短辫子姑娘起初不信，可次数多了，她就信了。这俩人是真能挣钱，也是真不讲究。那钱，是他们在山里挖棒槌、打皮子、采药材，一毛一块攒起来的。每一张票子上都带着山里的泥土味儿和汗味儿。
“林哥，熊哥！”短辫子姑娘把算盘往旁边一推，脸上的笑纹让人如沐春风，“今天办啥业务？存还是取”？